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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布罗萨的大地与天空

巫怀宇/文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的开篇讨论了史诗的意义:“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的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星辰的轨迹恒定,象征着超越变动不居的世界的神圣规则;星辰遥不可及,隐喻着它绝对地不受俗世影响。在形而上学时代,天界与人间的区别被设想成绝对的,前者对后者的支配是神秘的,无法再追问的。而哲学家在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则是阿里斯托芬喜剧《云》中的苏格拉底,只能在云神处学得些诡辩与皮毛,既否认神圣的真理,又毁坏城邦的秩序。

到了18世纪末,欧洲思想界推崇“自然”的理想,它的最佳象征也不再是天球与星轨——这样的喻体太中世纪了。晚期启蒙时代的人将他们关于人性的理想寄托于高大挺拔的树木,该隐喻的最显著的呈现,即是彼时达到鼎盛的风景绘画。大树矗立于天地间,昭示着人性的崇高;树杈和枝叶随风摇摆,彰显着人性的优美。风景画中的树木是人类灵魂的自画像。只有在近代人文主义的文化背景下,自然与自由才能被一种形而上学承诺关联起来,理性与善感性才可能和谐地统一于一个人的身上。

柯西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在树上度过了一生。当他还只是孩子,他爬树就不是为了找果子或掏鸟窝,而是为了“越过险恶的蜂巢和树叉,爬到人上得去的最高处,找舒适的地方坐下观看下面的世界”。初上树时,当树下的人们劝告他回到地面,他回答:“我认识我的路,我知道我要走的路!”柯西莫留在树上后,成为“一个不回避人的孤独者,甚至可以说他的心中只有众人”。他不是个避世者,他积极地投入公共生活。当父亲问他是否配得上贵族姓氏和爵位,他说自己会尽一切努力配得上“人”之称号。在此后的一生中,柯西莫经历过那个时代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却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始终没有为其中任何一种走下他的树冠。

尼采说,查拉图斯特拉“为一切人,又不为任何人”。这不仅意味着对阶级、党派或任何意识形态标签的漠视,也意味着要以尽可能无偏见的眼睛,对待一切在生活中具体遭遇到的个体。面对强盗,柯西莫没有因其强盗身份而轻蔑或可怜他,他们交往的方式是交换书籍。18世纪连通了西欧知识界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ofLet-ters)”延伸到了翁布罗萨的大树上,它不再将强盗拒之门外。新兴的文学体裁,即小说,吸引了强盗,让他成为了想象力的王国的主人,软化了他铁石般的杀人心,使得他不再令人畏惧,并因此被捕。然而即便在牢里,强盗在乎的不是将临的死刑,而是书中未读完的故事。于是柯西莫给他隔着铁窗念书,在那些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强盗一心只牵挂着书中人物的遭遇,最后在临刑前得知故事的主人公也死在了绞刑架,他向柯西莫道谢:“谢谢你,我也一样!永别了!”

强盗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普遍可能性的故事,而这一可能性的实现,体现为人文教养的力量。这一理想从黎明到衰落经历了如下过程:最初,人文主义提升人。然后,启蒙主义对平等的信念,让它承认人人皆可提升。再后,这一哲学承诺在现代世界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工程,在此历史过程中,最初理想却逐渐被遗忘。时至当代,人文教育只求让人们彼此相安无事,心理学只求让病人与疾病勉强共存,充盈与健康已是昨日的奢谈。

柯西莫青年时代的自我教育,令他领略到了寄托在自然的理想中的健壮、庄严与美。他成了一个不信教的人,他在神父的话中听到了“大理石墓碑”般的反生命的力量——尽管卡尔维诺比尼采晚近,他笔下的柯西莫却比尼采早了百年;彼时的基督教尚未遭遇“上帝死了”的虚无主义危机,柯西莫亦不必采取尼采式的战斗姿态。柯西莫会尽一切努力配得上“人”这个称号,而“人”在他的理解中,已经不是被启蒙思想家们歌颂的“可完美”的理想,而是某种必须自我超越的东西。他的生命被向高处的驱力所驱使:当“打猎、逢场作戏的情爱与读书都不能使他完全满足”的时候,柯西莫“飞快地爬上树枝最柔嫩的细弱梢尖,好像要在树顶找出从那上面长出的新的树木,以便再往上攀爬”。这一不断向着更高处超越的姿势已经预示了他多年之后的死亡:纵身向天空一跃,跳上热气球,最终不知坠落死在了何处。他的墓碑上写着“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最后这句“升入天空”绝不可少。在他少年遇到薇莪拉的时候,他在最高的树的最高的树尖上刻下了两人的名字。如果树冠上的世界隐喻着以自然为理想的世界,他就把“爱”安置在它的尖顶上;如果大树的高度是奋力生长的结果,他也把同样的力量倾注在了“爱”之中。

柯西莫与薇莪拉重逢的那一节的结尾,卡尔维诺跳出了情人的细语,用一句费希特式的句子讲述了柯西莫的爱情:“他们互相认识了。他认识了她和他自己,因为实际上他过去不了解自己。”卡尔维诺常在情节之外,以抽离的态度和高度哲学化的语言给出点睛之笔。柯西莫不喜欢矫饰的一切,卡尔维诺评论道:他的爱情中有“共和主义道德”。这对情侣争吵,为了爱情是否应当包含痛苦:柯西莫坚持认为“痛苦是消极的精神状态”(他与神父讨论过感觉主义,即爱尔维修),而薇莪拉认为需要用痛苦来证明爱,柯西莫拒不接受。可见,柯西莫想要的是某种绝对光明的理想,某种没有影子的存在。薇莪拉总是变着法子折磨柯西莫,但柯西莫的理性和他的爱一样坚定,这两者在他看来必须和谐,这也是薇莪拉的爱与折磨都令他痛苦不堪的原因。他们最后的分别,是因为薇莪拉指责他,“你不认为爱是绝对的献身,是放弃自己……”而柯西莫却说:“如果不充满力量地保持自我,就不会有爱情。”

在启蒙时代的哲学看来,爱与理性绝不可能相矛盾,二者都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和终将胜利的相互理解。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极度丰饶和自信的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信念;哪怕它只是一个幻觉,后人也仍须承认,那个树上的人,曾是最接近苍天的顶点。同时代的斯塔尔夫人认为,“理解了一切,就原谅了一切。”毋宁说,这种原谅唯有在爱(而非任何一种道德哲学)的语境下才可能实现,而柯西莫的悲剧便是他时常用道德的尺度衡量爱,这悲剧不源自错误,而是一切有理性的存在的必然。18世纪的柯西莫似乎认为,只有在爱的王国里,人类才敢、才可能无畏地使用理性,不仅因为爱超越世俗偏见,更因为爱能包容伴随理性而来的一切痛苦。这种观念把爱理解为生命的形而上学活动,它承接了形而上学的高阔,然而当这种高阔降临人间,降临在我们的肉体凡躯,其另一面常是残酷,它无法避免悲剧,它的唯一合理解决是不畏惧悲剧——将分离视作相聚的一部分,将死视作生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薇莪拉比柯西莫更接近真相:痛苦是爱的必然部分。20世纪的卡尔维诺明白这一点,而18世纪的柯西莫却尚未明白,于是他成了悲剧主人公,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意味着没有理解自己的命运。

我们今天的爱情观诞生于柯西莫之后不久的时代,人类与其说是意识到了18世纪的矛盾,不如说是以此为镜,反观到了人类的脆弱。在理性这笔直的尺度被彰显之后,人性这根“曲木”才被暴露出来。于是浪漫主义应运而生:在爱、理性与脆弱的不可兼顾三角之间,在抉择关头,人类不顾一切将“爱”保留下来,同时也悄悄地宽容了脆弱。卡尔维诺以他一贯超脱的笔调写道:“一个更宽容的时代正在到来”,却不忘加上一句,“也更虚伪了”。爱仍被铭刻在“树梢顶端”,却成为了脆弱的见证,不久之后,它的力量也将随之虚弱。浪漫主义并未如柯西莫那样以悲剧的态度,而是以控诉的态度对待理性造成的痛苦。此后“人性的”变成了“太人性的”,人们常将爱与非理性相连,先是认为爱是与理性相反的冲动,它仿佛是自决的和独立于理性“之外”的;继而又认为爱是被理性“压抑”的“本能”的升华,它似乎又变成了理性构造出的“压力”(20世纪心理学开始使用这个物理隐喻)所造就的心理体验。

柯西莫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薇莪拉回乡后,初次见到柯西莫,笑他像鲁滨逊。然而柯西莫与鲁滨逊不同。鲁滨逊身困荒岛,但他的心灵一直是个英国中产者;柯西莫与家人、邻居仅咫尺之遥,他的心灵却离他们很远,卡尔维诺说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其他人的命运分隔开来”。鲁滨逊被困于孤独,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逃离这鸟兽般的生活,重回社群或城邦。柯西莫却安于他的孤独,在他的词典里“孤独”不是一种痛苦,或至少不是一种无能转化为幸福的痛苦。柯西莫意识到,集体只在解决众人的共同问题时才强大,在其他时候,还是“做一个孤独的人更好些”。柯西莫自己也写故事,在他写的故事里,主人公建立了一个树上共和国,待到全人类都上了树,他却独自回到了荒无一人的大地上。

有人将《树上的男爵》与《海上钢琴师》相比,其实若说近代形而上学的最终结果是德国观念论(idealism),那么海上钢琴师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可是20世纪的理想主义已不同于18世纪的理想,它已经沦为了一个影子,一道余晖。钢琴师宁愿要一个狭小却完整的世界(这亦是保守主义的一般心智),而非一个广阔而破碎的世界。该选择本身说明了可选项的贫瘠:一个既完整又广阔的“整个世界”已不存在,它曾经存在于形而上学笼罩下的世界观,如今只存在于现代哲学家依凭概念划出的遥远的可能性,它是如此稀薄抽象,任何一种具体的未来蓝图都会沦为乌托邦意识形态。海上钢琴师只能以退避的姿态守住一艘船,在20世纪,那连接成片的、可以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的翁布罗萨森林已经不复存在。

在故事的结尾,卡尔维诺说,过去翁布罗萨的树林密密层层,天空只是一些不规则地闪现的碎片,而今天上空荡荡,阳光刺眼。曾有的、在历史中缓慢长成的树林是不规则的,“充满画叉、涂改、墨渍、污点、空白,有时撒成浅淡的大颗粒,有时聚成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符号,细如微小的种籽,忽而画圈圈,忽而画分叉符……”而今,“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写完了。”卡尔维诺的最后这段话,显然说的是祛魅后的现代世界,这一历史变化却是理性延伸的必然结果。“线拉直了”是一个古老的哲理隐喻,希腊人以阿里阿德涅破解克里特迷宫的线团,来隐喻逻辑同一性对世界的分析。无论树枝蔓生交错成怎样的迷宫,在阿里阿德涅的线索延伸到的地方,线始终在逻辑上是“直”的,起点与终点始终同一。在现代哲学中,形而上学(例如科学中的“因果”、心灵哲学中的“困难问题”、描述性形而上学中的“人格”、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中的“平等”)虽未被完全消除,却已斩断了与神学或文化的关系,被极简化了,旧时代的理想终于被揭示为梦想。起初人们只想砍去那些繁茂却具有“干扰性”的文化枝叶,清理掉冗杂的语言错乱,然而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结果,便是整片树林也逐渐凋枯了。在历史的变化中,总有很多人被“势”所迷惑,倾向于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

我们可以说《新爱洛伊丝》属于18世纪,《红与黑》属于19世纪,然而《树上的男爵》却不属于20世纪。卡尔维诺把故事背景放回到形而上学的最后时代,或现代世界的前夜,好通过这部小说,讲出那个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仅发生一次的、不可重复的故事。卡尔维诺让柯西莫成为那个时代沉沦之前射向天空的一支箭,让他以“升入天空”的形式死去。这一结尾使得这支箭仿佛能永远在天空飞驰——仿佛阳光下金色的箭头将永远赋予它所飞越的大地以意义,就像树上的柯西莫曾赋予他所爱的大地以意义一样——然而这只是因为柯西莫的陨落,发生在遥远的视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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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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