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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一堂好课》创作心声:电影应该有志向、有情感

原标题:陈凯歌《一堂好课》创作心声:电影应该有志向、有情感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让文艺之花为时代和人民绽放,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这个课题看似高深,但它就生动地体现在一部部作品、一幕幕影像、一个个人物之中。

  今年国庆期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用七个故事串联了共和国70年历程中七个“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的历史瞬间。它的巨大成功让我们看到,电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能为时代画像和铸魂。

  12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一堂好课》第三期,走进彰显中国时代风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好课班主任”康辉、“课代表”陈晓陪伴同学们一起聆听了由著名导演陈凯歌带来的“时代影像课”。

  课堂上,陈凯歌导演以《黄土地》《大阅兵》《梅兰芳》三部代表作为例,剖白融于作品的源于中国人民的土地情愫、集体精神和文化追求,“电影中应当有志向,有情感。真正好的作品,都是在反映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电影反映着中国的变化。”

  变成电影导演后,才明白当工农兵的十年给了自己多少东西

  作为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中国第一位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导演,陈凯歌从业近四十年来执导了十七部电影。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艺术功力,创造了独特的带有陈氏烙印的电影风格。

  “任何一种影像方式,它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折射着这个时代的”,课堂上,陈凯歌从亲身经历出发,讲述自己的成长,和电影的缘起,以及他和作品有着怎样的精神联系。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的战士们一样,陈凯歌在青少年时代也曾当过军人,“我做战士做了五年。在那之前,我在西南边疆一个农场里头做农工,其实就是一个农民。退伍之后回到北京,我又做了三年的工人,所以工、农、兵我都做过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很多的磨难,很多的奋斗,很多的梦想,也有很多的痛苦。只有当我变成电影导演之后,我才明白这十年给了我多少东西,它给了我对人民的情感。”

  1978年,陈凯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之后不久,他拍摄了处女作《黄土地》。当和合作者第一次踏上陕北高原雄浑的土地,眼望黄河浩荡,山丘纵横,陈凯歌落泪了,“在我拍摄这部影片的八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世代为农的人们开始离开土地,渴望开创新的生活。《黄土地》就写出了代表了求变的渴望,但变不等于我们丧失了对土地的感情。”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我国隆重举行了改革开放之后的首次阅兵活动。出于对部队的情感,陈凯歌产生了创作的冲动。题材确定后,他和主创团队专门去阅兵村实地观察、参阅官兵的生活训练情况,被震撼到“目瞪口呆”——352人的方队整齐划一地正步行进在机场的跑道上,方队上空有一朵云,“这就是空气中的微尘聚合起来在战士的头顶形成了云朵。他们的双脚要以什么样的力量去撞击地面,才会看到这样的云朵?中华儿女的脚步震天动地,表达了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最炎热的季节,陈凯歌和战士们在空降兵基地拍摄了两个多月,和他们汗洒在一块儿,泪流在一块儿,最终完成了《大阅兵》。

  情感的积淀,生活的阅历,让陈凯歌总是感觉想要表达。如果说《黄土地》讲的是人和土地的关系,《大阅兵》讲的是人和集体的关系,2008年上映的电影《梅兰芳》讲的则是人和文化的关系。

  在《梅兰芳》这部作品中,陈凯歌将笔墨着眼于梅兰芳如何克服求新求变的恐惧、如何挑战走向世界的未知,如何在面对日本人时蓄胡明志,英勇不屈。陈凯歌提到:“影片中说‘输不丢人 怕才丢人’,我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都会遇到‘怕’的情况。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受人欺侮的历史永远过去了,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激励着我们向前走,不退缩,不落后,这就是克服我们内心恐惧的意义。”

  中国的电影反映着中国的变化,它不断通过影像告诉人们,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时代可以变,但是中国人民继续书写历史的愿望一直都在。

  将来有机会再拍《大阅兵》,因为我们有天底下最了不起的战士

  《一堂好课》本次的课堂,设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好课班主任”康辉说,因为在这里可以最为直观地感受本次课堂的关键词“时代”:“仪仗大队的战士们,你们有没有认真地看过自己的面孔呢?我认真地看过你们,很多中国人都认真地看过你们。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阅兵的时候,当你们正步铿锵地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你们的面孔,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

  今年在献礼剧中出演过新时代坦克兵的陈晓,担纲本次时代影像课的“课代表”。今年国庆大阅兵的场景让他热血沸腾:“屏幕里边传达给我的就是两个字:力量。这种力量感让我觉得很有底气,让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骄傲,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国家的强大。”在课间讨论环节,陈晓特别以分享会的方式,通过一部电子相册,带领大家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背后的故事。

  一位叫宫光的战士,介绍了今年9月29日执行授勋任务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作为台阶礼兵,他展示的是举枪礼,因为参与授勋的老将军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任务时间无法估计,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最长举到七十分钟,下来之后吃饭胳膊都抬不起来,正式执行任务的时候实际仅用了十分钟,“作为我们仪仗兵,只要任务能够圆满地完成,背后付出再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一位叫王歆晗的女兵,现身了今年国庆大阅兵的方阵。有一次训练,她因为穿着新鞋上场,脚上磨出血泡,有的血泡直接烂在了鞋里,但是能够走向阅兵场成为仪仗兵,是她认为“在最美的青春里做出的最光荣的事”。

  一位叫房鹏帅的士兵,曾于2017年3月赴韩参加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当时受领任务后他们从严、从难训练,实际的棺椁重量约为三十斤左右,训练重量达到五十斤,他们咬牙坚持没,有一个人说放弃。他说,远赴他国既是为了展示大国仪仗,更是为了接回在他乡沉睡多年的烈士,所有战友充满干劲。

  还有一位叫郭晗的女兵,2015年参加过俄罗斯军乐节,这也是我国女兵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走出国门展示中国形象,“当你在异国他乡,听到有中国观众大声地喊‘中国最棒’的时候,使命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而且现在每当听到国歌的时候,每听一次,就更加坚定一次我内心的信仰!”

  无论是35年前的电影《大阅兵》,还是《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归航》,那些电影作品中的战士形象,都对现实生活进行着生动的映照和强烈的关联。陈凯歌在课堂上动情道:“我对在座的军人朋友们充满了钦佩之心。我自己感觉到,将来我们有机会再继续拍《大阅兵》,我们有更好的武器装备,更先进的军事设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天底下最了不起的战士。”

  陈凯歌是一直相信前面有光的人。《一堂好课》从始至终,他眼神清澈,饱含热忱,如康辉所说,那是时代影像的记录者和描摹者的眼睛,“而透过这样的一双眼睛,我们看到的那些时代影像当中的人,都不是被时代被动地裹挟着,而是一直努力地在向前走,甚至在某些时刻去执拗地抗争,要在时代当中留下人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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