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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务委员戴秉国: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药扔了?天顺风能股吧

对话人物:戴秉国,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副部长。

“搞外交要随时准备经历甚至”

戴秉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一点也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我觉得既要原则,同时又要注意策略。这个是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则要到什么度,灵活要灵活到什么度,都要很考究。有时候你该厉害的时候厉害不上去也不行,厉害的时候也不是说,那也不行。要学会“小声说重话”。

戴秉国:不止是新闻,包括各种各样的材料。不然我怎么跟人家谈呢?要了解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每天都要看点东西。我还要做点记录,现在已经记了两本,是用毛笔字做的一些阅读笔记。因为光靠脑子记是不够的,有些东西还是要有文字的记录,回头还可以查一查。

“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药扔了”

4月6日,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接受“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专访,回顾了自己外交生涯中的诸多细节,并畅谈退休后的生活。4月6日,戴秉国接受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专访,回顾了自己外交生涯中的诸多细节,并畅谈退休后的生活。

原标题:专访前国务委员戴秉国: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药扔了

有一次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就跟领导意见相左,当时我不注意方法,感觉有点儿把他逼到了墙角。之后回想起来,觉得我还是缺乏磨练。这个领导心胸很宽广,后来我从莫斯科回来,他还非要我到他的手下去工作。

政事儿:工作中,您的外交意见有没有跟领导发生过相左的情况?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可否分享一下您的经历?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退休之后,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政事儿:回到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政事儿: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您在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时,曾开口夸她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这样的开场白也给双方的对话带来了良好效果。另外,您还在这次访美中带去了小孙女的照片。诸如此类的外交技巧是否常用?

戴秉国:写了三年左右。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写,是大家写。开始我是做一些,有几个同志帮我整理,然后再去找一些同志补充修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纲要,又经历了反反复复的修改。

另外,实际上写这本书不是三年前才开始,好多东西是过去就思考过。比如,苏联的解体和教训等内容,过去都反复想过。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贾世煜

政事儿:现在回想自己的外交生涯,能不能分享一下您记忆中最精彩的一次外事工作?

前年,()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的领导和许多同志都支持和参与了这个工作,因为要把那么多战略对话梳理清楚还是要费点功夫的,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

政事儿:您怎么评价自己的外交风格?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您的外交生涯长达半个世纪,是否遇到过的情况?

政事儿:您现在身体怎么样?

“我应该尽可能消失在视野之外”

近日,《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京出版。该书主要对2003-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等问题出任中国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进行了回顾和记录,也穿插了一些他个人的和思考,还有他早年的一些经历。

戴秉国:有一张照片书里没用,是我跟姚明在美国的合影。那张照片太幽默了,他是个巨人,拉着我这个小个子。拿到照片以后,我觉得这张照片可以参展去,说不定能得。(笑)

图:2009年7月27日,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战略对话部分首次会谈结束后,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同会见记者。

戴秉国:也不常用。这个要用得恰到好处,不能。比如说,我在会见美国一个比较强硬的人物沃尔福威茨时,坐下来以后我就说,人们都说你是强硬派啊,好像你也笑呵呵的不强硬啊。这样一来,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后来谈得就很流畅。

戴秉国:现在吃饭睡觉都可以,精力也比较好,我也比较乐观,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政事儿:您和基辛格等一些外国还保持联系吗?

戴秉国:好像不多,很少见。这个是特别需要的时候才这样。戈尔巴乔夫访华常重大的事情。为了这次会晤,同志思考了好几年。“只握手不拥抱”就是要体现一种分寸,告诉人们怎么看这件事,今后的中苏关系应该怎么把握。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最近,您出席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并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话畅谈中美关系。退休三年来,您很少出现在视野中,为什么?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退休以后每天可以睡足觉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这个问题,到了后期我每天夜里都要吃两次安眠药。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药扔了。

4月6日,戴秉国接受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专访,回顾了自己外交生涯中的诸多细节,并畅谈退休后的生活。

我年轻的时候,在驻苏联的研究室工作。当时,对于怎么看待苏联的问题,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政事儿:您曾多次作为的代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这种情况下您的行为和言谈细节,发挥和提前设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国:我作为下级,偶尔会遇到。对问题的看法或处理,会有不同的意见。不要以为领导好像都是不听意见的,你只要说的有道理,他们都能接受,都很通情达理的。

戴秉国:搞外交工作,要准备经历甚至。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我被派到苏联去工作。当时我就想如果打起大仗的话,这次去会不会被扣为人质。

戴秉国:特别亲切。过去跑国外多,跑国内少。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我还帮助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参加贵阳国际生态论坛。还有几个地方,我会帮忙推动一下他们的国际问题研究。

“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

政事儿:写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戴秉国:我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的视野之外,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值得被人们记住的呢?老实说,应该被记住的,是像这样的伟人,是像屠呦呦、袁隆平等这些为人类的人,还有那些长眠在祖国大地和国境之外的烈士。

戴秉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不能说哪一次最精彩,但有些事情还是很难忘的。比如,的时候,我作为苏欧司的科员,曾经去苏联驻华外劝阻我们的不要冲击人家的。当时爬上墙壁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

戴秉国:相当多的情况下还是要按预定的去办。因为预定的都是经过审批的,经过大家仔细推敲的。但是现场的应对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诚友好的态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娴熟,还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书中有个细节,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同志亲自敲定“只握手,不拥抱”等细节,这种领导人敲定细节的外事活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您在后记中提到,这本书的写作开始于退休后。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期间是否遇到一些困难?

“要学会小声说重话”

还有一次是2003年,我刚从中联部回到。那时SARS已经开始了,有一天走到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异常寂静。东盟要开会讨论SARS问题,我们如果不参加的话就会很被动。我通过一个适当的场合,推动东盟很快邀请总理去参加。那是上任后第一次参加国际上的会议,而且去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苏联以后,我把苏联时期的几个重量级的领导人,先后请到来闭门探讨苏联的原因和教训等问题,很有收益。

坐飞机也曾经经历过事故,有一次去巴黎磋商,飞机眼看就要着地了,突然一下子拉起来又飞到去了。当时可能是降下去有,就又拉上去了,拉不上去会是什么后果呢?搞外交得时刻准备着,上了飞机之后就得准备着可能会出事儿。所以不要怕死,怕死搞不了外交,成天提心吊胆不行啊。

政事儿:所以您退休后每天还都看新闻。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闲不下来。我也愿意同朋友同事交流,这样可以增长知识,活跃自己的头脑。

奥运会火炬境递的时候,是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以后。因为境外火炬的传递是门负责的。我就算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每天必须看到火炬平平安安传递下去才能回家。

戴秉国:我们经常见,每年都会见,有时候不止一次。在中国和美国都见过。我退休后见了很多外国,大概有几十人次。我要见他们就得自己课。

戴秉国:我处于一种半工作状态。一个是见一下外国的老朋友。还有一个是在国内一些地方去走一走,还去看了看求学过的地方,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见了同学和老师,老师是不能忘记的。

4月6日,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接受“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专访,回顾了自己外交生涯中的诸多细节,并畅谈退休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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