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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展开的晚清:从褶皱里发现历史

马向阳| 温情与敬意地看待国家的进步,是马勇一贯的主张。

作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的“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按时间顺序叙述了1894—191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签订、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亥革命,记录了清王朝由觉醒而自救,自救失败直至倾覆的全过程,这些描述涉及对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解读,如慈禧、光绪、奕?、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等。

马勇认为,晚清的中国近代史,并不是原来的革命叙事讲得那么凄凄惨惨,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的奋斗,使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的中国人,共同完成了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从农业社会推向工业文明。

那么,温情地看待晚清这段历史,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晚清四书

作者: 马勇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11

贯通历史,建构“理想社会”

马向阳:“晚清四书”的历史跨度包括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将近20年时间,您为什么选择了甲午战争作为这一段研究的起点?

马勇:多年前,我在写《抗战史》时就在思考:如何定义中国历史的“近代”概念。老一辈历史学家刘大年定义了所谓的封建社会,那么从封建社会走出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如何定义?我后来把中国的近代史归结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这也是“晚清四书”的一条最重要的叙事主线。

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和国际市场的通道得以被打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自由办厂,包括外国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形成了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那么同时,中国的资本也可以活跃其间,中国的资本家随之迅速产生。

在《马关条约》之前,清政府严禁外国资本进入到重要产业领域。1860年清政府开始搞洋务运动,外国列强一开始很高兴,以为中国市场终于开放了,结果到了1868年前后,中国开始搞独立创新,外国人发现不仅资本进不来,商品也进不来了。纺织、面粉、造船等领域,中国很快有了自己的产业,外国列强们很懊恼,去清政府总理衙门去争取权利,也没有什么结果。

相比较而言,之前的洋务运动还是前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包揽了一切,不仅仅是兴办了江南造船厂这样的大型企业。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也担心《马关条约》会搞垮国家的经济。事实上却是,1895年的市场开放释放了活力,铁路原先禁止外国人投资,《马关条约》之后,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一样可以投资铁路,到1903年,短短8年间,中国的铁路网就基本建成,矿产资源开发也同样如此。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正好赶上了一战,西方列强忙着打仗,中国的资本主义走上了快车道。资本的一个特点,是它一定会寻找法律保障它的安全性。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1896年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开始讨论如何借鉴日本宪法、以及在中国的可行性,紧接着就是1897年的变法运动,1900年东南部的资本家就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这才有了后来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国民党发现自由资本主义缺乏力量,开始以党国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一直到1956年,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整个过程。

从晚清到北洋,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若干后果,诸如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救助方面法律和政府都跟不上,基本上是一种“弱政府”模式,国民党上台后搞统制经济、管制经济,开始创办在一些重要企业,成立“资源委员会”,并形成了“四大家族”的垄断,最后也未能成为有力量的政府。

马向阳:“晚清四书”的时间跨度不大,但贯穿了晚清社会最激荡的若干重大事件,对这些重大事件的还原,成为近年来众多学者纷纷重写近代史的诱因,几乎成了一门“显学”,您的这份重写有着怎样不同的一种努力和意图?

马勇:“晚清四书”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到清帝国结束这一段时期。原先我的规划是按照近代史的关键年份,写成一个系列。实际上我的近代史研究的起点,往前推到了乾隆时期的马戛尔尼来华,下一步我计划写一部200万字的《晚清史》。

要完成这样一部“信史”,我首先要去除掉晚清史讲述中的八卦部分。有人喜欢用野史笔记来做晚清史,这样会背离价值观。笔记小说中的某些细节很生动,但不能用来做大的框架,像笔记小说里描写甲午战争之后的慈禧太后,就有很多的污名化。“晚清四书”的写作也会受到很多历史传言的干扰,但我必须从这些传言中走出来,从甲午到戊戌,我就主动剔除了康梁强势话语主导的这一主题,而代之以清政府的变革作为一条主线。

康梁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代表了一种强势的话语,而且作为流亡者,它们还享有额外的道德优势。像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基本不可信,康有为的叙述也差不多,康把他和光绪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似乎得非常铁,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见面过程就一小时,还没有我们之间的访谈时间长。

相比较于康梁的话语霸权,当年的清政府不可能像流亡者那样去不停发声,在话语权力方面,政府反倒成了弱势角色。我们要从历史的主导者下手去重构历史,必须从云山雾罩的历史八卦和话语遮蔽中走出来,重新发现叙事主体。在“晚清四书”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宫的死亡、1898年之后帝后的关系,1911年的清帝退位,包括袁世凯在辛亥前后年间的作为,我的历史叙述都是不一样的视角和叙事主体,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从各种批判性和妖魔化的话语中走出来。

马向阳:重新审视晚清这20年的激荡变革,是在一段被高度压缩的时间空间中,一个古老的帝国及其制度要适应从近代到现代的剧烈社会变化,这使我们想起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著名的“褶皱”,这些有待无穷展开的“褶皱”里,充斥了太多的矛盾、冲突、可能性和隐秘不彰的历史现场。

马勇:是的。像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始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后发展的捷径,所谓的“弯道超车”。洋务运动从1860年开始,比1760年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整整耽搁了一百年。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紧接着就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后面发生的这两件事情,使清政府感到非常害怕,开始主动屏蔽这些东西,因此对于当时的英国工业革命不敢回应。

马戛尔尼来华遭遇乾隆皇帝的拒绝,并非是一开始就这样,是在谈判结束之后,法国国王被砍头,中国皇帝一听到这些就免谈了。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普遍愚昧,并不了解国外发生的变化,但是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却是每天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国当时拥有很大的贸易顺差,乾隆皇帝在了解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不再和英国谈贸易问题,刻意和西方保持距离。

法国大革命直接导致了欧洲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动荡。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之后的第23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这一次访华的1816年正值欧洲动荡,清政府依旧不愿意谈贸易失衡问题。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五口通商缓解了贸易危机,但清政府对于欧洲的动荡仍旧心有余悸。一直等到1849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欧洲才开始平静下来,而此时的中国,已经深陷金田起义的社会危机中。

谁耽搁,谁知道。30年的洋务运动就是八个字:“坚船利炮、声光电化”,到1868年,像《万国公法》这样的国际法被引进到了中国,但只是用来解决一些问题,并没有整体性地引进来。外国的法律制度、外国的社会管理制度、特别是新教育,在那个时代都没有被引进来。在工业化方面,洋务运动从国家主导重工业开始,造船、航运和海军很快有了大发展,包括城市化进程加速,但社会发展得很畸形,并没有得到改造和整合,政治也没有得到调整,国内统一市场远未形成。

日本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就是解决国内统一市场的问题,而太平天国的厘金制度恰恰割裂了统一化的国内市场。洋务运动没有发展出一个新阶级,地方自治没有发生,市场尚未整合,新教育没有发生,所有这些,严复最早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他的声音也是被折叠的,他不能发声,直到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是“有报纸,没新闻;有国家,没社会”。甲午战争之后,社会活力开始得到释放,《时务报》、《国闻报》出现,梁启超、严复这样的启蒙者靠着一支笔就可以成名成家,严复盛赞的自由,蔚然成为时尚。历史无法假设,如果中国自大航海之后就走上真正的开放道路,那么,世界都是你的,当然,中国也是世界的。可是大航海之后,明清禁止船只下南洋,17世纪整个社会未能整体性地走向开放,自由个体性的人们选择下南洋,成了风尚。从大历史来看,从一个开放主体走向一个封闭主体,明清时期500年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大多时候是逆全球化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历史学的想象力

马向阳:您一直主张历史还原要避免神圣化和妖魔化的的两个极端,把历史人物拉回到日常生活的“人间状态”,并对社会两个字给予了一种特别的关注?

马勇:在研究近代史上的人物时,我就有一个体验,就是不能单做某一个人物,要做这个人物的对立面,要做他的朋友圈。如果算上我的论文系列,我专门研究过的人物就有上百个之多,比如我在写近代最有紧张和冲突关系的这几组人物: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他们生活的时代,彼此之间顶牛顶得非常厉害,在写他们的传记作品时,我可以居高临下观察他们,不会偏向于某一个人。

他们中间每个人的性质也不一样,像章太炎、梁启超是学术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就不会涉及到学术问题,在我的知识结构中,并不存在什么思想史、外交史、经济史、政治史的分野。有些人写到康梁之争时,今古文经学就弄不清楚,写出来自己也会觉得难堪。我的阅读和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学术史、思想史和其他种种历史方法,都应该理解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把它们肢解分裂开来,这也和我过去整整40年来从事历史研究的时间长度有关。

马向阳:您当过兵、做过下井煤矿工人,这样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对您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施加了怎样的一种影响?

马勇:我读大学时值新三届的第三届,在同学里算是“大龄青年”。和从校门到校门不同,我当过农民、工人、士兵,三年当兵,两年半当农民工挖煤,带着职工助学金上了大学,这些经历使我后来读史料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我当兵时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兵”,除了仅有的几次打靶,其他时间都用来学习。1973年“批林批孔”时,每天组织读报学习,因为我是连队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就让我当领读员,读是读了,可《人民日报》的很多文章我搞不懂,等到考大学报专业时,就报了历史,我是带着“问题”去读大学的。大学里借读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我前后读了三遍,才化解了心中的一些疑惑,有些主题甚至一直延伸到我现在的研究。

比如“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说法,当兵时我就不懂,我给中学语文老师写信,问他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比“封建社会”究竟是进步了呢、还是落后了?老师回信也语焉不详。后来我研究近代史,才发现当时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中国向一个现代中国转型,是因为外来因素注入到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今天来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外力加入,中国社会必然会发生裂变,这种变化远非进步、落后这样的字眼所能形容,是一种质的变化。后来,带着问题去做研究,也成了我个人最重要的一个研究传统。

马向阳:您曾经说过,历史学者要做到“历史事实、历史逻辑和日常情理”三者关系之间的一致性。社会学家米尔斯呼吁社会学需要想象力,您是否同样认为历史学也需要想象力?

马勇:我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作为艺术的历史学》。历史学如果没有想象力,恐怕就进行不下去。年轻时我们这些历史学者资历尚浅,还不敢这样说。当时我的老师说,历史学家就是将史料中的某个点和另一个点勾连起来,表面上看它们之间似乎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但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找到这种勾连中的“缺环”,把历史逻辑给填补进去。

历史的创造者从来不会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准备资料,相反而是想法毁掉或者虚构资料。历史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一切,一定比我们今天史学所描述的更丰富、更多彩,这时就需要历史学家从历史的关联度中,用零星的史料去填补这其中的缺环和空白,这需要想象力,需要判断这些史料之间的逻辑关联是否真正符合历史的大脉络,是否合乎日常情理,这是衡量的重要标准。一个人,无论社会地位大小,都为日常情理所决定,被生活所决定。

历史学是最不像科学的一门学问,它无法进行重复性试验。今天当下发生的重要历史场景,人们也无法把它们完全复制下来,像人的感觉、气场、心情等等,都是很难摹拟的。“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学者的历史书写必然带有个人见解,摸到的只是“大象”的某个侧面,历史学者只能永远在逼近真相,而无数的逼近,构成了一幅幅多样的拼图。其实你一直在跟古人较劲,我们无法起古人于九泉之下,但是我们是他的后世,能看到他当年看不到的对立面。

比如我在研究康有为时,发现当事人信誓旦旦、各种自信满满,但是他并不知道他同时代的政治对手对他的看法。康当时一直视杨锐为维新同志,却不知毁他的恰恰也正是杨锐。有一次光绪皇帝问杨锐如何处理京城的乱局,杨锐一开始不敢说,光绪就给他写了一个“免死诏书”,杨锐说:“康不得去,祸不得息”。康直到死的那一刻,也不知道出卖他的是杨锐,一直以为荣禄是他的死敌。百年之后,我们才能从杨锐和荣禄的这些不同的史料里面,发掘更多的信息,进行多面向的还原。

历史学不是陈陈相因的宣讲,而是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历史学需要每一代学人层层推动,才能无限逼近,这是作为每一代历史学人的责任。

京师大学堂曾是戊戌变法仅存的成果,后来成为北京大学

马向阳:我觉得您的历史写作特别擅长塑造历史事件的“场面感”,而且有着鲜明的“讲史传统”,古文言、网络语言、口语都是信手拈来,您如何看待历史的“严肃书写”和“通俗写作”之间的差别?对于唐德刚、孔飞力、许倬云这些学者的“故事化”历史书写,您有何评价?

马勇:其实,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方式,海外的一些学者像孔飞力、黄仁宇、史景迁也是遵循了这一传统,司马迁的叙事、孔子的叙事、司马光的叙事,其实就是这种传统的史学叙事方式,而非我们今天一些学者喜欢的掉书袋或者教条式的写作方式。

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把先秦那些古奥的句子,译成汉代人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他没有大段的引文,短句的引用只是一种情调。这一传统注重平白的叙事,在叙事中讲究故事内在的紧张和起伏,找到一条叙事的逻辑线索。《鸿门宴》是不是很好看?里面有没有引文?而且描摹了很多合理的对话。你说这些对话里要不要档案、文献和注释?注释本身就是学问,你看不懂可以自己去注释嘛。《三国志》有注,《史记》也有十家注。

“晚清四书”出版后,有人批评里面的注释和引文很少,我在再版后记里就作了说明,这本书是面向大众读者,读者信任你是历史学者,这和学术论文不一样,后者需要你更加谨慎地处理资料等。

在叙事风格上,我会特别注意文章的节奏和转折,以及某个故事如何起笔?如何收尾?古人的文章要求能被诵读,要有“气”和“韵”,如果用摘抄卡片式的方式写作,文气就断掉了,反之,如果你能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故事结构安排,那就叫做调遣资料,而不是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叙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就不会打折扣了。

(马向阳为南京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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