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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煤炭的转型之旅|取暖者-煤场-卡车-煤矿

一块煤炭的转型之旅|取暖者-煤场-卡车-煤矿

  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从北京循着一块燃烧中的煤出发,回溯它从挖出、运输到燃烧的辗转路线,试图在这条复杂的链条中,提供一个与煤有关的社会图景的缩影。

  这是煤炭“黄金十年”的一瞬。14年后,在去产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环境治理、金融缩紧的合力下,煤炭产业遭受夹击,从高峰一路下跌。利益之旅上的“取暖者-煤场-卡车-煤矿”,都在艰难转型。

  不过,北京延庆区西屯村村民马福泉感到,这个冬天的雾霾天数好像又少了一些。老马的理解是,“为了环保,普通人也得付出点代价。”即便享受了补贴,为了达到同样的取暖效果,从散煤改烧煤球,一个冬天他得多掏两千块钱。

  2018年,北京平原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无煤化”,这可能也是西屯村用煤炭取暖的最后一个冬天。老马也许渐渐连煤球都不能烧了,延庆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办地,赛区周边也将“无煤化”。

  延庆区老白庙村“煤改电”宣传标语,按延庆区政策,“煤改电”人家可享受设备补贴,电价亦有优惠。南方周末记者❘杨凯奇❘摄

  曾经的煤炭“黄金十年”里,煤场、卡车再到煤矿,人人都能喝一勺肉汤,利益逆着老马家的暖炕上滚;而今,尘肺病、超载事故乃至雾霾……负面影响顺着煤矿扬起的烟尘下行。

  在去产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环境治理、金融缩紧的合力下,煤炭产业遭受夹击,从高峰一路下跌。2018年12月27日,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提出,2019年,煤炭消费比重要下降到58.5%左右。和2013年相比,下降了将近十个百分点。

  散煤是不规则的大煤块儿,烧起来浓烟滚滚,呛人,但“温度起来得快”;煤球则像黑色的大馒头,比散煤环保,但没有烧散煤暖和。

  在老马的账本里,以前烧散煤,500元一吨;现在烧煤球,补贴以后370元一吨,但要想暖和些,量是散煤的1.5倍。

  “以前在大街上吆喝着卖,现在偷偷卖。”马福泉听说过河北曲阳烧散煤被拘留的乌龙新闻,他留意到,主要进村道路上也有散煤车辆检查站。

  南方周末记者以帮亲戚打听为由联系到一位散煤老板,见记者是外地手机号,他加强了警惕。“我们的煤是内蒙古来的,明天让你亲戚直接联系我。”随后挂断了电话。

  老马家的煤球来自一公里外的西关煤场,老板孟华从夏天就开始储备煤,加工成型煤(煤球),到了12月,西关煤场的煤堆已经卖了大半。

  “煤炭现在变得人人喊打,我们感觉快被淘汰了。”在这里,孟华更早感受到行业冬天的到来,她常常怀念做散煤那几年。“从煤矿拉来我们这儿,我们直接倒一手分销给周边的农户,赚个差价,虽然利润不高,但投资不大,也省事儿。”

  2002-2012年煤炭的“黄金十年”里,在煤场买卖煤炭就像逛超市,没人讨价还价,掏钱爽快。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介绍,中国加入WTO以后,煤炭消费随经济一同起飞。2000年,煤炭消费总量为12亿吨,之后每年增长一亿多吨,到2013年的十三年间,翻了近两番。

  拉煤车司机也曾是高收入职业。孟华一家是延庆当地人,有阵子,政府要求在每个乡镇配置一个煤场,她的爱人和小叔子一起,在山西、内蒙古拉煤,攒了钱,就办了西关煤场。

  北京市的燃煤污染治理始于1970年代,兴于1990年代。《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实施后,煤改清洁能源提速。孟华记得大概就是那时候政府要求煤场要加工成型煤,“我们投资设备就花了700万,还多雇了运维设备的工人。”

  2017年,北京完成了PM2.5年均浓度降到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孟华感觉煤场依然被“重点盯防”。要求一直在提高,抽查力度也在加大,最近的频率是一星期来两次。

  这不仅是为了降低PM2.5,《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要求,推进农村能源消费升级,大幅提高电能在农村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全延庆的供暖煤总需求量已从十数万吨跌到2018年的七八万吨,她预测,2019年可能不到两万吨,这个数还得延庆的七家煤场共同分配。

  越来越多的城市正成为大卡车司机难以抵达的禁区。27岁的山西朔州人李汉,黑色幽默般地亲历了这个过程。

  北京的火力发电厂曾仰仗山西大同和内蒙古,那里是动力煤的主要产区。2010年前,李汉就跑过大同到北京的拉煤线路。那是令大车司机神往的年代:买一辆40万左右的斯太尔大卡车,跑六七趟长途就能回本。

  转折来得很快。2017年3月,北京最后一家煤电厂停机,在此之前,李汉已与老乡们一起往天津港工业区送煤。没想到两个月后,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天津港停止接收公路运输煤炭。

  李汉不得不转战江苏。又没想到,2018年江苏中小企业需求不振,李汉从每个月跑两趟江苏减少到一趟。

  许多籍贯晋北(大同、朔州、忻州)的大车司机有相似的入行经历,李汉也不例外。高中毕业后在家无所事事,家里人逼他去拜大车师傅学艺,早点挣钱娶媳妇。

  “十年前煤炭销路好,是煤矿求着大车把煤运出去。”李汉回忆,“现在反过来了,我们到处打听哪个煤矿需要送货。”这种局面下,产生了以专门贩卖拉煤业务信息为生意的群体,被司机称为“信息部”或“信息贩子”。

  “信息贩子”一部分由消息灵通的大车司机转型,一部分是煤矿内部的人。他们从每单业务里抽一到两成,处于煤炭链条里最舒服的位置,司机对他们既羡慕,又怨恨。

  李汉说,自从高速公路有了治超办后,超载现象少了许多,“现在最让人头疼的是环保,常因为扬尘和尾气排放超标挨罚。”

  他的车的货柜里装了两个小篮子,每个篮子放了一块蓝色毡布,盖在煤炭上防止扬尘。放一块毡布还是两块,可以鉴别这辆大车是跑周边短途还是长途。“跑长途的到了外地,容易因为扬尘问题挨罚,所以要盖两层,更小心一点。”

  大同市西水磨村密集分布着数十家大车维修铺,往来卡车掀起的烟尘遮天蔽日。一个刚入行的司机俯下身,仔细看着修车师傅维修他租来的新车。他指了指车头与货柜连接处一个显眼的白色设备。“这是个环保设施,能让尾气出来是白色的。不装这东西尾气就达不了标,不让上路,现在出厂的新车都得装。”

  经历了煤炭产量总体下滑的低谷,如今市场回暖,又推高了煤价。许多大车司机都抱怨,运输价格反而在下跌。李汉分析,拉煤是赚快钱的捷径,仍源源不断有人入行,僧多粥少。

  50岁的崔海,曾经是同煤三矿的矿工。老矿开采的是浅层煤,资源接近枯竭,有效益的是利用新技术开采的深层煤矿。2016年三矿关闭,崔海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被分流,无事可做,出来跑出租,穿梭于市区和恒安新区之间。

  恒安新区堪称同煤财务状况的晴雨表,大同人沿袭从前的叫法,继续把这里称为“棚户区”,甚至车站站牌也这么写。同煤集团矿工们原来住在矿井附近的生活区,由于那里房屋老旧破败,被称为棚户区。

  虽然棚户区生活简陋,煤炭效益好的时候,“女孩儿都喜欢找同煤的,觉得私企的都是临时工,瞧不上。”一位同煤老矿工说,以往同煤不对外招工,只考虑矿工子弟。子弟还必须到军队服役,为此许多家长宁可花钱打点关系,送孩子去当兵。

  “家庭好的都想到二线,不用下井惹一身脏。家庭不好的都想下井,多挣点钱。”时移势迁,崔海觉得新一代的矿工们,少了父辈的献身精神。

  1990年代末,棚户区拆改,统一搬进了“恒安新区”,一个类似北京天通苑的地方——模样雷同的住宅楼,居住着近40万人口,号称“亚洲第一大居民区”。

  脱下污迹斑斑的工服,矿工们转身撑起了一个灯红酒绿的城镇。恒安新区除了住宅楼外,多是饭店和KTV,比大同城区里还要热闹。

  崔海说,现在棚户区40万人口中约有一半是外乡人。做生意、开饭馆,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汲取煤炭的养分。

  曾经,更多的外乡人是来自四川、湖北、陕西等地的矿工。在同煤集团之外,还有难以计数的小煤窑见缝插针地密布于此。它们绝大部分没有取得探矿权,遑论采矿权,但彼时中国高速膨胀的能源胃口顾不得那么多。

  除矿难频发、般的工作条件接连引起声讨外,据新华网2011年一篇报道,小煤窑粗放开采,给山西每年造成300亿元的生态价值损失。

  有的因为尘肺病,在病床上度过余生;有的继续以挖矿为生,或是回到老家做建筑工人,还有的到了大城市,成为外卖骑手。出路不一而足,但他们都没有在大同留下什么印记。现在,大同的矿工绝大部分是本地人,同煤的国企职工。

  在煤炭“黄金十年”里,兼并意味着做大做强。结束,这些兼并而来的产能和数以万计矿工的分流安置压力却成了包袱。

  据杨富强介绍,中国煤炭消费走入下行轨道后,整个山西煤炭行业从2014年盈利28.7亿元,跳水至2015年亏损94.25亿元。商业区热闹不再,崔海记得,那几年的出租车生意也不好做。“拿不到工资,大家都把钱包捂紧了。”

  至2018年底,同煤集团已经为“去产能”关闭了9座矿井,整个山西省已关闭88座。同煤关闭效益低下的老矿井后,盈利能力有所回暖,恒安新区也重新歌舞升平。

  即便自己被分流了,崔海也认为“挤掉老矿”的新矿给同煤带来了积极改变。“原来挖浅层煤的时候,把地表打得像老鼠洞,到处都是。现在深井用上了液压设备,工人可以操作车辆直接深入地下,安全性高得多。”

  他还记得,1980年代,矿井里普遍用木架子支撑。有一天,一块大石头突然落下,砸中了他面前的一位工友,拖出来时,人已经咽气了。

  从源头去产能到末端治理,转型,沿着煤炭产业链多米诺骨牌般倒推。洗煤厂去除煤中的硫成分,钢铁厂、火电厂加装设备,都努力让煤更干净一些。

  据北京市环保局数据,2013-2017年,与燃煤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已从28微克/立方米下降到8微克/立方米,接近国际大都市年均值,属中国冬季采暖大城市中最低。PM2.5源解析结果中,本地排放贡献中,燃煤源下降幅度也最为显著,已降至3%。

  但要让PM2.5年均浓度下降到10微克/立方米的世卫组织指导值,或是按IPCC报告建议,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杨富强认为煤炭用量还需继续削减。

  虽然还没有通往北京的高铁,大同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正在和3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样搞着“煤改电”“煤改气”。城区里,一座座燃煤锅炉被拆除,替代者是发电厂流过来的带有余热的循环水,燃气公交车则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听说大同蓝天指数超过全国80%的城市呢。”崔海自豪地说。大同一度是全国空气质量最糟糕的城市之一,从“煤都黑”到“大同蓝”,对蓝天的向往被抑制了太久太久,转型期阵痛似乎也更易接受,大同人正在尝试消化这份悲欣交集。

  “别的也不会干了。”李汉这么表示。他刚刚娶了媳妇,为了养家,一刻也不敢停歇。他向往着,赚了钱能自己组一个车队,雇几个司机,就不用自己东奔西跑。

  孟华认为西关煤场当年是政府引进的,未来不能做也是政策原因,“以后怎么退出,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

  她更惆怅以后该做什么行当。做煤场这行要和村民打交道,需要深厚的本地关系,在还能烧煤的地方再办一个煤场的想法并不现实。投资天然气等其他能源,又没有人脉,难以进入。

  老白庙是延庆城区周边最早完成“煤改电”的村子,装上“新能源”(村民对空气源热泵的俗称)以后,不用再半夜起床给锅炉添煤,每当室内温度不足时,“新能源”会自动重启加热,确实干净和方便不少,价格比燃煤还便宜。

  当然,这背后是北京市的巨额补贴。按延庆区政策,每户“煤改电”人家可享受取暖设备、暖气片安装上的补贴,最高可达13500元。此外,电价亦有优惠。

  “你瞅,那个就是‘新能源’。”顺着老白庙村民马国玉手指的方向看去,在对面邻居土黄的平房前,充满科技感的白色空气源热泵像是天外来客。

  邻居女主人打开大门,迎接她老汉。老汉骑着电三轮吭哧吭哧地进门,车里装满了他从田间地头拾到的柴火。“让一让诶!”老汉喊道。车尾突出的树枝刮到了站在一旁的马国玉的脸,这是北京农村的干燥冬天,刮得生疼。

  法拉第发明了发电机,改变了老白庙村民的取暖方式。但他们还要生火做饭,生火烧炕——热泵的产物是热水,进不了炕底。“尤其老人过冬,离不了炕。”马国玉说。在这些需求上,村民们与几千年前祖先的解决方案并无不同——点着那些干枯的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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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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