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力发电史料》编辑出版始末

　　月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在南宁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中大家都有编纂一部《中国水力发电建设史》的意向，李锐同志建议首先抢救水电建设史料，为编水电史提供素材，于是做出“开展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工作”的决定。会后

　　1986年5月，学会副理事长张铁铮同志和常务理事常流同志找到我，约我参加水电史料的征集编辑工作。我1952年天津大学水利系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到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在局长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4年，对当时水电建设动态稍有了解，对局内的人和事及地方工程局的各级领导和老水电工程师们都比较熟悉，联系方便；1956年去苏联进修回来先后在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利水电情报研究所工作，三十多年来没有离开过水电系统，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水电建设事业从小到大艰难的发展历程，对水电有较深厚的感情；因此，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常流同志的领导下承担起编辑出版水电史料的前期准备工作。那时我还在情报所文献处的工作岗位上，带领几位年轻人编纂一部《全国水利水电外文期刊联合目录》，任务繁重，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常流同志负责编纂《水力发电年鉴》，定期出版，工作量很大，也是兼职参加这项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两个人开始征集水电史料，进行组稿、编辑、送印、校对等一系列流程，由于从未接触过编史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是在边学边干、摸索思考中进行的。

　　常流同志亲自动笔写“发刊词”，明确提出办刊目的在于鉴往知今，开拓前进；坚持“存真求实”原则和“双百”方针，征集、积累、抢救水电历史资料，为编写水电史志提供素材。并收集资料编写一篇“史料文摘”，讲述一些编史知识；我们请李锐同志写了“为《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创刊说的话”；张铁铮同志回忆了东北解放初期抢修丰满水电站史实；翁长溥工程师写了一篇介绍我国修建最早的水电站昆明石龙坝耀龙水电厂的文章；袁定庵、王宝基同志写了两篇解放前他们在南京水电总处参加的一些活动情况，请龚鸿麒同志回忆写出新中国水电勘测的初创时期情况；王伊复、林元惕、刘芳级老工程师们追忆了1937年中国水力发电史上第一个水电勘测队伍的组建以及参加流溪河上、下清渊硐电厂修复的经历；朱成章同志撰写了“龙溪河梯级水电站开发纪实”，、；请于开泉老工程师撰写了“东北电力发展史略”；刊出王波、赵国庆二同志整理的“我国水电建设大事记”征求意见；我遵照学会《关于开展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工作的通知》精神拟写了“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办法”。就在这些老领导和老水电专家们的大力支持下，汇集了12篇文章大约10万多字，整理编辑定稿后去付印，我们两人负责校对。于1987年3月出版了《中国水力发电史料》第一期创刊号，印制2000份，呈送部、委、学会上级领导和分送各地方水电学会、各专业委员会、水电大专院校图书馆等相关单位共100余处，以及学会各届理事会顾问、名誉理事、理事近200人，我承担了全部发行工作。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第一期出版后，得到广大水电工作者的欢迎。随之我们于1987年10月又出版了第2期；1988年、1989年、1990年连续出版了5期，其中包括有西津水电站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专辑两期。在这四年中，我们共编辑出版了七期，有77位作者撰写了84篇稿件，共计90余万字。是依靠水电界已离退休的老领导、老专家和正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些中年技术骨干积极撰写稿件完成的；地方水电学会为编写工程专辑不但组织动员人员写稿，同时还给予我们资金赞助。

　　但是那时还没有正式成立的编委会和编辑部，只有张铁铮同志亲自关怀和领导，经常和我们商讨征集计划、编写内容，常流同志和我半脱产地做具体工作，于冰同志参加部分稿件的编辑校对工作。那时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在常流同志家里开会研究工作，在自己家里编辑校对稿件，暂用我在情报所工作的办公室存放刊物，进行打包寄发工作。条件非常简陋。

　　为了更广泛地征集全国各地区水电建设史料，我们和各省地方水电学会建立了联系网，在1989年11月武汉水电学会秘书长会议上25个地方水电学会各自推荐了一名水电史料联络员，直接与水电史料编辑部联系，协助组稿征集史料和编辑有关工程专辑等事宜。

　　学会经过酝酿人选正式组建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云集水电系统中各方面的领导、专业负责人和老专家，协商确定后在1991年1月11日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三届一次扩大常务理事会议通过人员名单：

　　同时明确水力发电史料编辑部挂靠在水利电力情报研究所，林明华所长给予大力支持，专用的编辑部办公室设在情报所内，刊物的发行工作人员及经费由情报所负责。我于1987年11月办理了退休手续，回聘三年完成《全国水利水电外文期刊联合目录》的编纂工作后，自1990年末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并聘请《水利水电技术》编辑部的庄万和同志负责期刊美工设计和退休的情报所文献处处长姚雪英同志参加编辑部日常事务及财务管理工作。这时水电史料的征集和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全面展开逐步走向正规，建立各项制度，及时向学会和情报所领导汇报工作进行情况，征得意见和指示。

　　1991年9月编辑部组织召开水力发电史志编写研讨会，编委会主任张铁铮，副主任常流、林明华，主编王庭济，副主编唐集尹及16个地方学会秘书长、史料联络员参加，还特邀中国水利报、中国电力报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中总结交流征集史料、编写史志经验；研讨水电史志的编写方法；建立水电史料联络员制度，明确任务和要求，建全联系网络；对水电史料的征集及刊物的编辑出版大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编辑部成立以后，首先贯彻1990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的第三届理事会工作要点中提到的，要提高学术书刊质量，要加强编辑出版工作；我们坚持创刊时的既定原则和方针，从多方面、多途径地大力开展水电建设史料的收集工作。

　　（1）编辑部根据每期计划的重点内容和了解到的线索大量发函征稿，或按拟定的主题向当事人或亲历者约稿。

　　（2）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对于多年往事一个人的记忆力有限，写稿困难；编辑部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会议共同回忆，互相启发、交流、补充，最后整理出一篇较完整有价值的稿件。（1996年9月组织了“下马岭水电站建设回顾”座谈会，参加过下马岭工程建设的老同志们对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进行了认真回顾，总结了曲折坎坷历程中的经验教训）。

　　（3）重点人物走访交谈，或请他们提供原始记录资料、笔记本等素材，编辑部人员帮助整理成稿件。（我曾帮助李锐同志整理他初到水电和访问苏联时的工作日记，记录了五十年代水电建设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4）学会以水电学秘（1991）12号文件发出“关于请组织老专家老领导撰写自我介绍的通知”；同时刊登启事征集介绍已谢世者的事迹。

　　（5）去水利部、电力部档案、资料室和国家档案馆查阅到有关水电建设初期五十年代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黄河规划委员会等单位的历史档案资料。

　　（6）充分发挥各地方水电学会联络员的积极性，请他们协助组稿，并组织筹办本地区水电工程专辑，为征集水电史料办好刊物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自1987年3月创刊，到1997年底终刊，十一年来共收到稿件410篇，刊登了250位作者的370篇文章，出版28期（其中有西津、丹江口、柘溪、丰满、青铜峡、流溪河、新丰江、上犹江水电站、浙江省、云南省水电和对外经济合作共11个专辑），总计300余万字，发行近300个单位和个人共5万多册。在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和水电史料征集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精诚合作、辛勤劳动，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基本上达到了回顾水电建设历程，总结经验教训，“鉴往知今，开拓前进”的初衷，为编纂《中国水力发电史》积累了大量素材，奠定了良好基础。工作结束后，全部稿件档案资料和剩余刊物在学会留存。我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的全过程，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经受了锻炼，也有很多感受，有以下几点体会：

　　（1）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是完成任务的关键。首先学会、编委会领导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学会副理事长梁益华和邹范湘秘书长曾多次听取编辑部的汇报，研究工作给予指示和多方面的支持。编委会张铁铮主任不但时时关心编辑部工作进展情况，而且不顾八旬高龄，不畏寒暑，多次亲自去国家档案馆查阅历史资料，动手撰写稿件。很多编委都提供了稿件，并在水电史料座谈会上，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编辑部工作有很大帮助。各地方水电学会领导也都高度重视，除选派联络员帮助组稿外，浙江学会理事长徐洽时，宁夏学会理事长礼荣勋等老领导都亲自挂帅组织水电站工程专辑，并自己动手写出全面的、高质量的文章。地方学会的秘书长们也为征稿和组织专辑付出辛勤的劳动。很多长期从事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科研、管理等工作岗位上的水电工作者都积极投稿。因此这汇集的中国水力发电建设史料是大家努力群策群力的成果。

　　（2）我国水力发电建设事业发展的历程是坎坷曲折的。在编辑整理这300余万文字的史料过程中深深地感觉到中国水能资源能得到开发，水电站建设能达到现在的规模线年我国在云南石龙坝建成第一座水电站，抗战时期只在四川、贵州等地做了一些河流勘测工作和筹建了几座小水电站；南京资源委员会水电处仅有几十个技术人员。日本占领东北建造的丰满水电站，解放接收时是岌岌可危的大坝和破烂不堪的厂房。新中国的水力发电建设就是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1952年我分配到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时，仅有几十名工程师和不及百人的一般技术干部，在一个小院儿里简易的两层楼内办公，李锐局长到任后团结众人共同奋斗，大张旗鼓地宣传水电的优越性，筹建机构，奠定基础，广集人才，壮大队伍，综合开发水电，加强施量，创出水电建设新局面。但是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和历经十年文化大的浩劫，机构解散人员流失，一大部分档案资料被烧毁，水电建设遭受重大打击，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197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恢复建立，在那支离破碎的基础上重新起步向前发展，道路是异常艰难的。

　　3）要永远记住那些为我国水电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老前辈。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了黄育贤、张昌龄、覃修典、马君寿、李鹗鼎、陆钦侃、程学敏、徐洽时、于开泉等等许多老专家，他们热爱水电事业，为人谦虚，埋头苦干，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尊敬。他们曾奔走在高山峡谷，露宿在旷野荒郊，在极艰苦条件下取得建设水电站的勘测第一手资料；他们曾伏案绘图、计算数据，参加水电站的规划设计，他们也曾到过大坝浇筑、隧洞开挖、厂房建造工地现场参加施工，他们还言传身教不断地培养水电建设的新生一代；是建国初期水电建设依靠的主要技术骨干力量。还有李锐、张铁铮、常流、王宝基、袁定庵等老一辈者，他们一生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新中国水力发电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些老专家、老领导们在为编辑水电史料工作中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虽然当时他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有的弱多病，但仍尽力回忆过去亲身经历水电站的建造过程和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撰写了许多翔实生动的史稿；李锐同志写了“我与水电”等8篇文章，张铁铮同志也提供了8篇稿件，王宝基同志自西安陆续寄来5篇文稿；我们多次请马君寿、陆钦侃、刘颂尧老工程师协助编辑部审稿，他们极其认真地核对史实、数字，不漏掉一个错字，每当我收回稿件看到那写得简洁工整的修改意见时都很感动。如今他们都已作古，我们确实在他们身上“抢救”了一批活生生的宝贵史料。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们为我国水电建设事业所做的功绩，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永远怀念他们。

　　1995年中国水力发电学会四届一次常务理事会研究并作出决议，在广泛征集史料的基础上，着手筹备编写水电史。这是一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1996年末，根据电力部汪恕诚副部长的批示，由农电司张学知司长牵头组织编委会和编写组。自1997年2月下旬开始编辑部在编辑出版《中国水利发电史料》的同时，已经开始着手筹划编纂《中国水电史》的前期工作。3月末水电史编写组正式成立，由四个单位组成，农电司朱军任组长，水电学会王庭济、陆茂竹、姚雪英，水电规划院次进军、马连城，水电工程公司冯有维、苏克敏参加；随后酝酿编委会人选，研究编写工作计划、订立工作制度、经费管理办法等；日常工作由水电史料编辑部承担；由王庭济主编拟定水电史编写大纲框架初稿，于5月21，22日在鸿翔大厦召开中国水电史编写大纲研讨会，请马君寿、刘颂尧、陆钦侃、纪云生、黄元镇、朱成章、赵之蔺等十几位专家参加，中国电力史负责人肖根兴，水电学会秘书长邹范湘、赵政声同志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大家讨论编写水电史原则，对水电史大纲和编写工作提出意见及建议；随后进行补充修改。7月初二次修改稿完成，印发分送再一次征求意见。1998年3月召开编写《中国水力发电史》研讨会，到会32人，除专家外编委会副主任张学知、邴凤山、孙玉才亲临会议。在水电司朱军同志主持下，对水电史大纲进行细化，分组深入讨论定稿；同时讨论了编写规范和体例，为下一步组稿工作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