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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放油气勘采市场, 能否改变中国能源供给格局

   近日,自然资源部宣布,从5月1日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净资产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的内外资公司,均有资格按规定取得油气矿业权。  这是去年7月外资进入油气勘探开发、城市燃气等限制被进一步放宽或取消后实施的又一开放措施。油气勘采市场的开放,即将“走完最后一公里”。  油气勘采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因为举足轻重,过去多数优质油气田勘采权牢牢掌握在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为代表的少数央企和地方国企手中。这样做虽然保证了国内油气供应的安全,但是,划地为牢、排斥竞争、压制油气品质的提升维持既得利益等问题也随之凸显。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对油气田勘采权的控制并不能降低对海外能源的依存度,保证能源安全。不同口径的统计表明,2018年,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约为70%、45%左右;2019年,油气的对外依存度进一步上升为72%和46%左右。  不让能源被卡住脖子,让市场配置资源,挖掘国内油气田潜力,提高能源安全和供应能力势所必然。这也是中央深改委关于油气改革的政策部署的具体落实。油气改革的方针是“管住中间、两头放开”,除中间的管网集输要管好外,上游的油气资源勘采和下游的油气销售都有充分开放。  而在当下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地缘政治制约加大的新形势下,油气勘采市场全面开放更是等不得。早一点全面开放,早一点争取主动。  细察全面开放油气勘采市场的配套文件,主要亮点有三个。一是从向外资开放转为向内外资都开放;二是引入了市场化方式获得勘采权的方式。三是强调了勘探和开采权的统一,等于降低了勘采门槛。过去,仅得到勘探权就得花费数亿元,而一旦勘探获得成果,央企、地方国企、地方政府出于各自利益考量,会习惯性地在开采权上设置新门槛,从而导致油气勘采无法顺利转化为战略利益。  持续了20年之久的“神木油气之争”就是一例。央地项目犬牙交错,利益矛盾难解,国际油价低迷时甩包袱,国际油价上涨时争夺油气田。央企重视的是上缴国税,地方重视的是地方财政和就业。其结果是油气资源开采效率低,战略价值难以体现。  这一仍被诉讼缠身的案例提醒我们,仅有全面开放还远远不够。油气资源是重大的利益蛋糕,随着市场开放,除央企外,地方也会积极布局。民营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完全可能通过地方财政、债务平台加以疏解,从而获得探采能力。不梳理好央地关系,不确立好环保和油气开放的关系,就很可能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从这个角度说,开放油气探采市场不是油气改革的终点,而是更深层次改革的起点。相关改革绝不能停步。  经过数十年的探勘开采,有经济价值的国内常规油气田井的勘采已经所剩无几。除海上油气资源外,全面开放油气勘采市场的重心,将主要落实挖掘页岩油气和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市场上,能源供需格局是否能发生正向变化,要看非常规能源市场的开发程度。  近年来,非常规能源的市场开发进展迅猛,部分装备技术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与先行国家相比,产出差距仍然巨大。  以美国页岩气开发为例,2004年,美国页岩气井仅有2900口,如今已达到十万口以上,页岩气的成功开发让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未来几年,美国就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  美国页岩气开发路径是没有市场准入,对先行开发的页岩气井财政补贴树立样本,风投和国际资本跟进,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中小企业为探采和技术创新主体,土地所有者、财政和资本捆绑的共同利益体。  基于国情不同,美国的经验无法完全复制,但相关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在防止骗补的前提下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加大对国内勘采实体的直接融资,而非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明晰探采地的土地确权减少争议;对有重大价值的田井实施一定程度的环保豁免政策;设立一定的油气价格波动空间代替价格管制等。  总而言之,全面开放油气勘采市场后,政府不是没事做了,相反搭建基础制度框架的任务更多了。制度环境构建合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就会自动生发,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就可充分发挥。这是中国能源格局在未来能否得到优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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