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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

原标题:“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

《史记》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它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越想越有意思。

《史记》利用材料很多,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明确可考者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司马迁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司马迁也看过不少。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记》《汉书》。所以,我认为,《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

《史记》的编纂体例很重要,它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构成,在形式上模仿早期贵族谱牒。《史记》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不难发现,它的记述有时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才能了解作者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到,文笔也老到。如果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实与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

(作者李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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